在过去几年中，大量新特药被批准用于肾癌的治疗，但它们只略微延长了这些患者的总生存期。一项发表于《柳叶刀-肿瘤学》九月刊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定量研究疗效的途径。对于那些接受一线化疗方案“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靶向治疗”的转移性肾癌患者，研究人员将首次治疗时或疗程开始时调整为时间基点来进行推算以更准确的预估生存期。
他们评价了“条件生存率（CS）”，这意味着一般长病程的癌症患者比新确诊者有更佳的预后。采用这种方法，对那些开始化疗后生存了18个月的患者来说，与新确诊者相比，前者的2年条件生存率从44%升至51%。
“对那些度过某一病程节点的患者，特别是那些具有低风险承受能力，在疗程开始时预后不佳希望渺茫的群体，临床医生可用‘条件生存’评价，随时间推移来告知他们更佳的预后。”第一作者，Toni K. Choueiri博士在一次采访中这样告诉《医景新闻》。Choueiri博士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布莱根妇女医院以及哈佛医学院肾癌中心的主任。
生存率是动态的
根据研究者的说法，在过去七年靶向治疗的发展已经“超出我们理解的药理知识”。他们写道，通常治疗反应和改善结果的关系并不适用于转移性肾细胞癌。相反，生存率是动态的并且直接与首次治疗时或疗程开始时至评价时的时间长度有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存期的预估值会有所不同，可能变得更好，并且来自临床试验的精确数字例如平均生存期几个月之类的并不怎么被使用。”Choueiri博士解释道。
或许该暂停一下肾癌的话题
“或许该暂停一下肾癌的话题”，来自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巴兹癌症研究所的Tom Powles博士，以及德克萨斯达拉斯贝勒大学医学中心萨蒙斯癌症中心的Thomas E. Hutson博士参与评论道。他们注意到那些新特药并未像被希望的那样延长患者的生存期，而且真正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似乎遥不可及。另外，他们写道，无进展生存期在推测预后时不一定有用，它关于当下的实验设计会产生许多问题。
“在无进展生存期的有利基础上，新特药加入可用药范围，这种增加可能只会搞混以后的状况。在新颖的试验设计与分析下，我们可能找到一条更明智的途径来使用那些药物。”他们又写道，这个研究的结果迈出了“这个方向上实际的一步”。
然而，来自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综合癌症中心Nicholas J. Vogelzang博士注意到虽然这条途径被描述为新颖而积极的，但它在进入实际临床应用前还需要很多工作。“这是个很棒的群体研究结果，但我不确定它应用于个体患者时是否有效。”Vogelzang博士这样告诉《医景新闻》。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患者度过了18个月并且状态良好，那他有九成的几率再活两年。”Vogelzang博士这样解释道，“然而，对一个度过了3年的状态良好的患者来说，这些曲线无法提供任何信息。”
另外，他指出，患者在治疗中情况常常变化，但“这些曲线把他们限制在基线状态”。Vogelzang博士总结道：“为了那些活过2年、3年以及更多年的患者，我们需要更多工作来改善预测指标。”
来自超过1500名患者的数据
为了评估条件生存对预测的作用，研究者们从大型多机构国际mRCC数据库中纳入了1673名患者进行了分析，纳入范围是从2003年4月7日至2010年10月12日在加拿大、丹麦、新加坡、韩国和美国的研究中心内接受一线化疗的患者，化疗药物为舒尼替尼、索拉非尼、贝伐单抗、帕唑帕尼或者阿西替尼。
对存活患者的平均随访时间为20.1月。在存活时间的基础上，患者的2年期条件生存率从靶向治疗开始时的44%(95% CI 41-47)提高到18个月后的51% (95% CI 46-55)，不管他们是否还在接受一线靶向治疗。
这种提高主要是由于低风险承受力群体的预后改善所造成的，他们的生存期评估从疗程开始时的11% (95% CI 8-15)提高到18个月后的33% (95% CI 8-48)。而在高风险承受群体或中等风险承受群体中则没有观察到显著改善。
“在低风险承受力患者人群中最大的改善是让我们进一步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些患者可能患有对VEGF-抑制剂应答的疾病。从临床来说，这个发现是重要的，因为那些预后不良的患者在大部分注册靶向治疗试验（替西罗莫司除外）中已经被充分研究了。”研究者写道。
以靶向治疗疗程为基础进行条件生存率分析，在整个人群中，2年期生存评估从疗程开始时的44% (95% CI 41-47)提高至18个月后的68% (95% CI 60-75)。在低风险承受力人群中，条件生存率从开始时的11% (95% CI 8-15)升高至18个月后的73% (95% CI 43-89)。在高风险承受力人群中，条件生存率从开始时的74% (95% CI 68-79)升高至18个月后的90% (95% CI 77-96)。在中等承受力人群中，条件生存率从开始时的49% (95% CI 45-53)升高至18个月后的57% (95% CI 45-67)。
值得注意的是，人群从低风险承受力向高风险承受力聚集的情况，只发生在他们仍在靶向治疗之后的那些时间点上，而且不像患者存活率那样明显。生存率的改善可能大部分归因于对治疗应答的疾病，疾病生理的不同，以及不可测或未知的预测因子。
Powles博士和Hutson博士在他们的期刊社论中观点一致，他们写道：“我们可以从数据中推断得出，靶向治疗可能改变疾病的自然生物学状态，特别是在预后不良的群体中。”他们指出了普通人群与坚持靶向治疗人群间条件生存率的差异，并且建议“生存图表上的差异可能表示了不同子群体间独特的生物学特质。”
该研究的局限性包括缺乏对后续治疗的调整，这可能影响患者的整体生存率，并且会使接受非VEGF-靶向治疗（如mTOR-抑制剂、替西罗莫司、依维莫司）的患者产生排斥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