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Yu教授简介：1980年毕业于布朗大学后，Yu教授在纽约St. Luke’s Roosevelt医学中心进行住院医师培训，并成为了住院总医师，之后在纽约Sloan Kettering癌症中心完成了肿瘤专科培训，成为了该研究所的副教授。Yu教授现在是北卡罗来纳州Palo Alto医学基金会血液肿瘤部肿瘤研究主任。在ACSO2014年会上，他将当选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主席。
大数据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CCO：Yu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抽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您可以谈谈您对本届CSCO会议的印象吗？
Yu教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CSCO，无法将它和之前几届做对比。但是我在ASCO前主席Sandra Swain教授那边了解到了许多相关信息。Swain教授参加了去年CSCO，她认为那是一届高质量的会议，通过那一次会议，她和中国医生们的距离更加接近了，因此她向我大力推荐CSCO。
我看了她关于CSCO的PPT，去年的会议ASCO在介绍自己这方面做得很好，今年就无需再重复了。我将主要关注ASCO未来的发展以及肿瘤研究未来的变化，包括我们将要面对的困难以及解决这些困难并取得成功需要做哪方面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年报告的主题是《肿瘤学的挑战与机遇》。
CCO：您在报告中提到CSCO与ASCO在未来的合作，作为ASCO的候任主席，您觉得双方的合作形式应该是？
Yu教授：尽管ASCO从名称上看好像就是美国的肿瘤学会，且每年年会都在美国举办，但是ASCO早已变成国际性的学会。我们的成员遍布世界，每年的会议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参与。因此ASCO面临的挑战是我们是否做好准备来承担作为国际性组织的责任，以及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需要那些人参与。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需要接受这些挑战，我们要开始伸出双手，准备好将我们变成国际性学会所应该成为的那样。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将ASCO之前在推动研究、教育和临床中成功经验供推广到全世界。
CCO：您觉得今年的CSCO会议，哪个话题哪一个最吸引您？
Yu教授：我认为是转化医学。做汇报的那个实验室自己提出了问题，并以高质量的工作展示出了他们在转化医学上的理解，令我印象深刻。除此之外，一个关于姑息治疗的报告也很吸引我，因为在美国这也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ASCO最近才关注这方面，而CSCO已经将此作为了一个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开展相关研究。这都说明CSCO组织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
CCO：Palo Alto医学基金会（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PAMF）掌管着医生、患者、数据等信息，作为这个项目的PI，您觉得PAMF的发展优势是什么？
Yu教授：PAMF已经有在大约80年的历史了。它是一个综合性医疗系统，PAMF旗下的医生们认为如果医生能够得到更好的医疗协助的话，患者就能够获得更好地治疗。现在PAMF已经有了一千名医生，我们通过大量分散的诊所覆盖了旧金山绝大部分区域，从儿科到神经外科，肿瘤科，病理科，我们拥有几乎整套医疗体系。
不夸张的说，患者及他的家庭可以在一生中全部依靠PAMF解决看病问题，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健康、疾病进展、支持服务无比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医疗服务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让我们能找到为患者服务最好的模式。PAMF是受到卫生经济学家团队领导的医疗系统，包含了流行病学、统计学、医学人类学，心理学。
这13年来我们专注于病历电子化，成为了全美第一家达到这一目标的医疗服务系统。我们深知数据收集的价值，我们努力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同时开放给我们的研究人员以及其他希望进行数据研究的科学家。
CCO：PAMF完成了全美电子健康档案（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EHR）的构建，它是怎样实现数据的收集和共享？
Yu教授：因为现在已经实现了高度信息化，数据的收集还是较为简便的，我们常用的实验室检查结果都会储存在实验室的系统中。更具有挑战性的是我们称之为自由数据或者叙述性数据的材料。
我们可以将系统设计成能够捕捉大量信息并且可以反复使用，无论是各类过敏，药品清单，医学操作，数据资料，手术，只要将它们输入电脑，就能够进行任何分析，这样就可以将人们从繁琐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我们的目标是将更多的数据以结构化的方式输入电脑。
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因为它要求将数据进行标准化标识，这就涉及到了工科领域，并需要相应的工学标准。我们可以试想，美国早期的铁路是由不同宽度的铁轨组成的，直到所有铁路都统一宽度之前，你只能在不同铁轨间换乘火车。
与之相似，在医学领域，当你听到有人报道HER-2阳性，你如何能够知道他是用FISH还是PCR检测的？你自己用的又是什么样的方法？我们需要在信息系统中有一个细化标准来标明这些。当你说这个患者是HER-2阳性时，是初次活检结果吗？还是患者两年后复发的检查结果？在患者疾病的不同时期数据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数据分析的复杂性。
CCO：您觉得这个系统还有哪些待改进的地方？
Yu教授：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动态目标。尽管年复一年的学习，每年都在进步，但是不存在一个完美的系统，即使是ASCO目前正在构建的CancerLinQ系统，也需要克服许多业已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们有了高度整体化的医疗服务系统，拥有着精细的管理和相关IT部门的支持，但现在许多患者就诊于不同的诊所，并没有在系统内共享他们的资料或病历，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重复操作，因为一个医生并不知道其他医生之前已经做过同样的检查了。
ASCO正在尝试去将收集到的数据向所有医院及诊所共享，但是并没有将他们互相联网起来。我们相信一旦我们做成了这项工作，我们就可以提出很多我们在少量病历资料中无法发现的问题。如果你有十万个病人，一遍又一遍地看同样的疾病、同样的病情，你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当信息在医疗系统中开放共享之后，这不再是偶然，而是必然发生的。
CCO: 尽管我们享受着医疗信息化带来的便利，但是其衍生出的伦理问题似乎也不无担忧。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Yu教授：医疗信息技术并不全是电脑操作的问题，电脑仅仅是医疗信息技术的工具。我们将之称为“社交信息技术系统”，不同的人使用这个系统，访问并分析数据，或将之用于其他目的，这就会涉及伦理方面的问题。
伦理与机器无关，而与你是否将数据用于正确的途径有关。数据收集就是为了使用，但谁来使用，用于什么样的目的是一个伦理问题。医学伦理关怀始终是为了保护患者而服务的，要尽量使患者不受伤害。如果患者的私人信息和健康状况被暴露给外界，雇主们可能就找借口不再雇佣被诊断出疾病的患者，这将对患者造成严重的伤害。
因此谁能够得到这些信息以及把它用于什么目的将是一个主要的伦理问题。如果他们将获得的信息用来创造我们所谓的广义上的知识，能够使患者受益，那很好。如果他们仅仅把数据用来赚钱或者类似对患者没有益处的事情，那就是违反道德的。所以关键问题是谁来决定这之间的平衡。
对于ASCO来说，我们有了许多原则性的规定，其中之一就是不允许患者信息被泄露给除患者和医生以外的任何人。我们会去除患者的个人信息，这样数据就无法关联到患者本人。你不需要知道具体患者是谁，但是你可以查看他所有的数据，这样就能保护患者的隐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数据监督委员会来监督数据的使用。当有人申请使用数据时，他们会审核这些数据用于什么研究，会联到哪些问题以及是否符合医学伦理。我们将使用当前美国法律上的伦理标准来判断，但是这个系统的根基将建立在数据贡献者对ASCO信任上，他们相信ASCO将会把数据用在益处。
如果有任何违反伦理的行为，这样的信任就会随风而散。因此我们会努力将这份信任永久维持下去。
CCO：在您心中，未来医学数据的管理会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Yu教授：就像我说的那样，我认为我们在同一个世界面临着同样的疾病，这就意味着我们紧密联系着。如果没有制药公司生产的药物我们就无法治疗疾病；如果没有保险体系来支付药物费用我们就无法治疗疾病；如果一味排斥利益相关者，拒绝他们的任何合作，我们将难以取得进步。
因此最基础的伦理是建立在社会普遍价值观之上的，应当由人们决定应该去做什么。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价值观会导致不同的决定，但无论是谁都不应当仅仅基于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因为伦理所面对的是所有人。
CCO：在肿瘤研究方面，你对于年轻医生有什么建议吗？
Yu教授：我认为转化医学将会是未来的主流，我们已经在探索这类研究的内在机制在机制。这将会使年轻的研究者们的工作更加轻松，因为他们能够从别人的成功中学到许多。数据汇总模型将有助于指导研究方向，因此我认为转化医学研究将会是非常有前景的。
同时，我认为医疗服务保障将会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我知道许多肿瘤学家拥有公共卫生的硕士学位，他们额外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来学习如何设计医疗服务系统，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思考我们的医疗系统，它的重要性也会逐渐体现出来。
目前已经进行了许多工作来构建更加全面而昂贵的信息系统，因此我们需要懂得医疗系统的医生来和工程师们一起设计对患者更加有效的医疗系统，提高疗效并降低风险。
另一个我们能从研究中提炼出的概念是团队模式中，肿瘤医师担任领导者会使团队发展更好。重复的、日常的工作并不需要多么高的学位就能完成，医生应该尽可能少地在这方面浪费精力，而把它安排给其他受过此类技能培训的人来完成。
医生需要更多地承担领导者的责任，掌握新的技能，因为现在我们要求医生不要仅仅会诊断疾病、开检查、开处方、会切阑尾，更要学会如何管理、监督团队中的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接手，这将会是另一个巨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