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状腺癌发病率增加这是事实，而发现率上升可能是导致近几年患者数迅速增加的一个原因。不过，因为发病率是一个天然存在的自然的东西，甲癌每年的发病率不可能像现在这种曲线上升的这么快。那么，为什么这几年甲癌发病率会上升的这么快呢？肯定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筛查出来的患者变多了。
筛查的普及确实能用来解释甲癌发病率的增加，特别是一些微小癌的发现率增加，这可能确实是导致现在甲癌发病率如此高的主要因素。甲癌发病率上升速度太快了，这不符合发病率增性上升天然的规律。发病率如果是增性上升的话，每年可能只是增加零点零几，但现在两三年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直线上升，这更多是发现率和发病率叠加的一个结果。
确实存在因为发现而导致发病率增加的情况，这里面可能存在过度诊断的嫌疑。近年来，西方的几篇大型调查研究也证明了这里面可能存在过度诊断、筛查过度的问题，曾经有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们是否要把美国用于筛查的 B 超机给关掉？》的文章。
甲癌筛查也会牵涉到过度治疗的问题，大量的患者被筛查出来，这是否一定会导致过度治疗呢？临床实践中，我们外科大夫是治疗的实施者，在面对「哪些病人该治」，「哪些病人不该治」以及「该治的病人应该怎么治」这类问题时，我们外科医生有自己的原则和判断标准。
只要将原则掌握的科学，掌握的正确，那我们就可以避免筛查出来的病人被过度治疗或治疗不足。这也是我们业内所追求的方向。
但现在有很多问题我们还解决不了，比如在手术前，如何对这些被筛查出来的病人进行真正的危险分层。迄今为止，哪怕是最新的分层标准大多都是来源于对术后标本的检视结果，是由病理科医生提供的。
这些分层标准包括：包膜是否被侵犯、是否侵犯到外周组织、病理类型是什么、是否有亚细胞类型、恶性程度怎样等内容，全部来自病理科的检查结果。这些结果大多属于马后炮，外科医生不可能在手术台上等到病理科医生出了结果再做决定的。
那么，外科医生如果想在术前得到这些分层指标，比如对于较小的肿瘤、微小癌，基本没有临床症状，看不见也摸不着，术前分层全靠超声和其它影像学检查。因此，超声是进行筛查和术前危险分层的最好手段。其次就是将 CT、磁共振等手段结合起来进行术前分层。
再者就是术前可以做一个细胞穿刺（FNA），再对穿刺组织做进一步的分子诊断。分子诊断里 BRAF 用的比较多，但经过很多研究之后，结果显示 BRAF 对于微小癌的预后性好像没有多少作用，没有发挥出它对较晚期的 PTC 的预后作用。后来的比如 TRK、P53 联合起来会增加预后的准确度。
综合来看，术前通过 FNA 进行细胞学诊断，能使术前分层进一步精确化。还应结合超声对病灶进行进一步的分层，这样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术前分层信息。
另外，我个人认为应该重新考虑外科医生和病理科医生在手术中实施冰冻和病理检查的事。手术时，我们外科医生首先应该把中央区淋巴结清扫了，然后可以有意地等一下病理科医生对淋巴结的病理检查结果，因为不论是做一侧切除还是全切，这都有赖于对中央区淋巴结的判断结果。
与其等到术后病理切片出来以后才知道病人是中危还是高危，外科医生不如在手术前多等 20-30 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很快得到病理学结果的。
但问题是这样的模式在中国很难推广，难推广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外科医生每天可能要做 4-5 例、7-8 例，有些地方甚至是 10 多例这样的手术，外科医生不可能每台手术都等着冰冻结果，而且病理科医生操作起来也很麻烦，他需要查看所有的淋巴结去明确转移率。
按照现在的国际标准，如果中央淋巴组转移率 5 个以上，单个淋巴结直径在 3 mm 以上，就属于高危，应该做全切，否则就不做全切。如果在手术台上就能得到这样的信息就太好了。
如果每个病人都要做这样的分析，这需要我们外科医生和病理科医生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如何才能改变现在的治疗模式，我们的工作节奏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合适，这可能还需要进行探讨。中国目前的现状是病人是等不及的，外科医生和病理科医生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应付这个状态。
因此，即便从工作的角度和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应该这样做，但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推行。这些能让我们做的更好的临床处理方法是站在学术层面讨论出的，但我希望在学术层面讨论出的这些好东西，能够真正贯彻到临床当中去，有利于病人，我想这是最好的。
